△ 这张照片，是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第13天，摄影师王文澜拍下的画面。画面中，被解放军救上来的幸存者卢桂兰，在无水无粮的条件下，靠喝尿和自我激励，在废墟里度过了303小时38分。在被救上来的这一瞬，她喊了一声：“毛主席万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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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大地震40周年祭。
追忆40年前的灾难现场，王文澜如此描述：
“城市被夷为平地，人间被撕裂，各种善恶美丑瞬间爆发出来，很多细节无法描述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人们的善良和质朴，还有坚韧，他们经历了遍体鳞伤的苦难，家庭、生活的瞬间毁灭。”
那是王文澜第一次用摄影的方式记录历史性灾难事件，当时，他所在的解放军第38军接到命令，挺进灾区。
在那里，他经历了生死涅槃，见证了生命奇迹。之后的生活和拍摄，变得超然。
那一年，也是他真正开始用摄影拍摄社会变革的起点。文革的“气候”下，政治的“警醒”中，王文澜说：“真正的政治觉悟是‘要对得住历史’”。
对话主持人：布布
对话摄影师：王文澜
“那张照片，是她刚被抬出的时候我拍下来的。当时我用的是海鸥双反相机，快门速度比较慢，曝光不足，后来我用显影液强力冲洗，显得这张照片比较有历史感，其实是因为当时条件有限。” —— 王文澜
△1976年，河北唐山大地震，地裂缝隙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您曾说：“在我的一生中，给予我震撼最大的就是抢救卢桂兰的战斗。”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？
我当时作为解放军第38军的摄影报道员，在震后第13天的时候得到部队消息：在一个商业医院的废墟里，发现了生还者。
我听到消息就立刻赶去现场。从中午一直守到傍晚。救援过程很漫长，因为那时候硬件条件比较差，没有什么机械帮助救援，全靠人工拆解，为了避免生还者再次受创，只能一点点搬。
到了晚上7点多钟，天快擦黑的时候，卢桂兰终于救出来了。
△ 地震废墟现场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△ 地震废墟现场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在钱钢所写的报告文学作品《唐山大地震》中，描述卢桂兰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喝了两次尿，为了激励自己，唱“下定决心”，唱“东方红”。
是的，不夸张。被抬出来的一刹那，我听见她喊了“毛主席万岁！”那会儿的人一激动，就会说出这样的话。
然后战友们平复她的情绪，让她不要激动，不要睁眼，用布给她的眼睛蒙上。那张照片，是她刚被抬出的时候我拍下来的。
当时我用的是海鸥双反相机，快门速度比较慢，曝光不足，后来我用显影液强力冲洗，显得这张照片比较有历史感，其实是因为当时条件有限。
震后10年，我到卢桂兰家里看过她，她身体非常健康，状态很好。
△ 伤员被救出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“白天暴晒、晚上暴雨，帐篷顶上全是苍蝇，周围埋着遇难者的遗体，空气里弥漫着漂白粉的气味。我的肠壁已经溃烂了，如果不喝碘酒，就死定了。”
1976年，您23岁，这样的场景给内心的震动很大吧。
是的，在唐山我经历了生死涅槃，自己也是死里逃生，遇到这样重生的奇迹，给我触动的确很大。
当时我们的营房在河北定县，现在叫定州市，在保定南边。地震当天上午，部队接到命令，知道震中就在唐山，我跟战士们坐着卡车，往那边赶，桥梁断了，舟桥战士开始架设，冒着雷雨、余震，就这么往震中挺进。
到了唐山郊区，看到很多市民、农民，用手推车往外拉伤员和遇难者遗体。
△ 奔跑救灾的战士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在距离300多公里的营地，震感强烈吗？
强烈，非常强烈。
当时的营房都是平房，一震，我们就都跑到外面去了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地震。后来，挺进到唐山市里后，每天大小余震不断，废墟和钢筋“嘎吱吱”地来回拉扯。
到了以后，我跟部队在一起参与抢救伤员，拍摄报道。一周之后，我自己病倒了，得了一种像是痢疾的病，也不确诊是什么，一天腹泻很多次，当时缺医少药，我就等着虚脱，心想没辙了，要完了。
△ 地震废墟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根据报道记录，当时灾区有80万人染上痢疾，近百人丧生，您如何度过那痛苦的几天的？
当时不仅我得了这种病，很多老百姓、战士，都在地震中染上了痢疾。因为灾区没有水，没法洗手，我喝的水都是游泳池里的，河流比较遥远，只能喝那个。
病了以后，我住院了。说是医院，事实上就是在废墟里搭在水泥板上的帐篷，条件极差，白天暴晒、晚上暴雨，帐篷顶上全是苍蝇，周围埋着遇难者的遗体，空气里弥漫着漂白粉的气味。我当时觉得自己是垂死边缘了。
后来，在现场参与救援的山东医疗队中，有一位大夫给了我一个偏方。这个偏方就是把碘酒稀释之后，喝下去。
△ 地震几日后，灾民用脸盆取水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我说这碘酒抹在伤口上都很疼，喝到肚子里怎么能行？！他说我的肠壁已经溃烂了，就是要用治疗外伤的方法治内伤。如果不喝碘酒，就死定了。
碘酒稀释之后也非常难喝，我强忍着喝了好几天，每天喝2-3次。结果还真管用，到了第13天的时候，我出院了。
我被偏方治好了之后，很多战士也喝碘酒了。
△ 被震断的桥梁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“我觉得真正的政治觉悟是：要对得住历史。”
生死之后，如何看待这场灾难，您记录了什么？
当时所见，城市被夷为平地，人间被撕裂，各种善恶美丑瞬间爆发出来，很多细节无法描述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人们的善良和质朴，还有坚韧，他们经历了遍体鳞伤的苦难，家庭、生活的瞬间毁灭。
我当时在部队，工作职责是宣传，所以我拍摄了很多宣传方面的画面，但是如果光拍这些东西，还是片面的，所以我还是花了些心思，报道以外的镜头，我也拍了。尽管当时的精神是根本不让你拍。
文革期间的政治气候下，认为你该拍什么不拍什么，自己心里应该清楚，这是所谓的政治觉悟。但是，我觉得真正的政治觉悟是：要对得住历史。
于是，我把地震的场景，客观地拍摄了下来：地裂、灾情、废墟……像灾民哭泣这样的画面当时是根本不让拍的，我就偷偷摸摸地拍。
△ 灾民哭泣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在您的一生中，经历、记录了多个历史性灾难事件，包括唐山大地震、老山前线、1991年洪水、汶川地震，其中，唐山大地震是烙印最深的么？
对。一个是现场感，另外这是我拿起相机之后，最早拍摄的灾难。
我在1966年第一次拍照片，都是到此一游照。我自己摸索学习，相机都是跟别人借的。自己做120、135相机，买的胶卷都是电影胶片，保定出的“代代红”。相纸都是印毛主席像裁下来的纸边，1块5毛6一斤。都是边角料。
因为胶卷贵，我一开始舍不得拍别人，只拍自己。直到1976年，“四五运动”，我开始拍社会了，一直到现在，很少拍自己了。从80年代初开始，都在关注生活。
△ 1981年，北京三里屯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△ 1988年，北京朝阳门外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“ 我始终把摄影放在生活当中看待，按动快门的瞬间，像呼吸的瞬间，是一种释放。不管你是在白天还是黑夜，随时随刻，我们都能开启快门，这是一种生活方式。”
回到生活的观察中，心态如何？
我们一开始拍照片的时候，很想追求“众目睽睽”的画面，刺激一点的东西，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。
经历了大灾大难之后，在日常生活题材的拍摄上，我觉得心里超然了，以静制动。我发现一件事情的静态方面，往往更有力量。
很多事情其实就在那里，但是大家熟视无睹，我去拍下来，改变了大家对最平常生活的观看方式，我觉得这样的拍摄很有意义。
△ 1991年，上海，自行车王国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我始终把摄影放在生活当中看待，按动快门的瞬间，像呼吸的瞬间，是一种释放。不管你是在白天还是黑夜，随时随刻，我们都能开启快门，这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突发性、历史性、政治性事件，是一个小几率事件，可能只占0.1%，剩下的99.9%都是日常生活。
△ 1985年，重庆大足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对待生活的心态上，也更超然了吗？
32年之后，2008年汶川地震我去了，不过我年纪大了，头一拨没去，地震发生后10天后我去了，拍摄报道了一些震后救灾的事情。
记得当时很多小同行不敢住旅馆、招待所那些楼房里，害怕余震，我就说：“你们不住我住了啊。”我就住进去了，呵呵。
△ 1984年，北京八达岭长城，背砖工人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“ 摄影人不要“当局者迷。我要一直拍到2025年，然后出一本书，这是半个世纪的中国，在一个人眼中的视觉史料。”
您随性豁达的性格，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吗？
80年代，我调入《中国日报》任摄影部主任，在工作中，我虽然也乐呵呵的，但是个“笑面虎”，对大家的要求非常严格。说起照片，大家一起争论、争吵，同行暗地较劲，窃喜，都有。
我也有特别纠结的时候，就是每错过一个瞬间，会悔恨很长时间，反复问自己，为什么抓不住，为什么没拍好？ ！
△ 1993年，北京天坛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我们那个年代的摄影师，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岁月，也经历、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历史时期，急剧变化的年代。
如今也是一样，世界各地的摄影师都非常想来中国拍摄，中国就像一个沸腾的大工地，会给你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意外。
△ 1994年，北京，中国美术馆。（摄影 王文澜）
在您40年的拍摄经历看来，摄影人应该如何观察历史？记录历史？
摄影人不要“当局者迷”，要用变化的眼光看待历史，清楚当下经历的很多都是可以记录的。
我从1976年拍摄“四五运动”开始，到现在，也整整40年了。我想，我要一直拍到2025年，然后出一本书，这是半个世纪的中国，在一个人眼中的视觉史料。
大到历史事件、大人物，小到日常生活，我还有很多照片“未出土”。
谢谢您接受我的对话采访，期待您更多的作品。
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