摄影师乔汉·巴夫曼（Johan Bävman）：
摄影师Johan Bävman曾获过世界新闻摄影奖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摄影奖、索尼奖等各种奖项，拍摄有“瑞典爸爸”“白化病”等有国际影响力的系列作品。
如今，他来到北京，与你聊一聊，摄影与生活：）
时间：2016年11月25日（周五）15：00-17：00
地点：丹麦文化中心二层。（北京798艺术园区内）
报名参加，请将姓名、电话、邮箱等联系方式私信给@Lens醒醒
11月25日，受Lens邀请，瑞典摄影师乔汉·巴夫曼将来到北京，举办一场影像阅读沙龙，和读者们一起分享他拍摄的一组瑞典“超级奶爸”故事。
2012年3月，乔汉·巴夫曼升级成了一名父亲。当时，这位住在瑞典南部小城马尔默的摄影师决定休9个月的育婴假，全职照顾刚出生的儿子维戈。他想到社区书店里找些适合父亲阅读的育婴书籍，或者找有经验的男性朋友聊一聊，让他意外的是，“这方面完全是空白”。
“早在1974年，瑞典就废除了‘产假’（maternity leave），以‘育婴假’（parental leave）取而代之，”巴夫曼告诉Lens，“这确立了男性在育婴方面承担的责任。”然而，在这一政策确立40多年后的今天，真正愿意在家照顾孩子的父亲仍占少数。巴夫曼决定拿起相机探究背后的原因，并记录下和他一样选择休长期育婴假的瑞典父亲的生活。
Johan Ekengard，38岁，产品经理。Johan和伴侣一起平均分享了育婴假，照顾三个孩子Ebbe，Tyra和Stina
瑞典的育婴假制度在短短几代之间，不但重新定义了“父亲”，也一定程度扭转了人们对于“男子气概”的定义。
最初，少数选择休假的父亲被揶揄为“天鹅绒爸爸”，这个绰号暗示着他们丢脸地丧失了男人味。后来，随着男女平权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，男性表面上承认自己也该负责照顾孩子，但极少付诸行动，他们被称为“原则性男人”。到了今天，“育儿父亲的形象已经深刻纳入了当今瑞典社会的话语、理想典范、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愿景之中。”
今天，每个瑞典家庭享有480天育婴假，其中90天的假期必须由父亲承担，并且14%的父母选择了平均分配假期。然而在巴夫曼看来，只有真正承担起育婴责任，男性才能明白“养孩子有多累，我们一直以来是怎样将女性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”。
Murat Saglamoglu，34岁，艺术项目策划人。为了照看女儿Lovea和儿子Oskar，他分别休了8个月育婴假
早在20 世纪80年代，巴夫曼的父亲就是休育婴假的先锋之一。“我还能记得许多爸爸陪伴在身边的快乐时光。”巴夫曼告诉Lens，“他倾听我青春期时的种种痛苦，告诉我如何做一个男子汉。这让我有了儿子之后，自然也想建立起一种相同的父子关系。”
即便这样，巴夫曼仍花了许多时间适应新角色。“早起是家常便饭，”他说，“然后一天都在忙乱中度过。我不是在换尿布，就是在做饭。等孩子睡着了，就要赶快冲去洗衣服。原来我以为还能抽空读读书——结果9个月中，我屁股几乎都没挨到沙发上过。”
和其他爸爸一样，巴夫曼也有独创的安抚孩子的方法:“有几首歌维戈很喜欢，哄他睡觉还有个绝招，就是抱着他在床上跳来跳去，他很喜欢颠来颠去的感觉，很快就能睡着……我们俩像在一起做小试验，孩子的感受每天都在变，需要不断寻找方法安抚他。每次试验成功，所带来的幸福感就会让我继续前进。”
巴夫曼在乌干达拍摄的《死亡的母亲》项目，讲述了因为医疗条件落后，许多乌干达年轻女性因生产而死亡的故事
巴夫曼拍摄的《在阳光的阴影下》项目，记录了坦桑尼亚的白化病患儿
巴夫曼拍摄的《管道旁的人生》项目，记录了厄瓜多尔的环境污染问题
有孩子之前，巴夫曼经常出入自然、社会环境恶劣的地区拍照。“那时候我为所欲为，觉得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。有了孩子后，你会觉得世界变得脆弱了，也很吓人。现在有另一个生命指望着我，有时候我真觉得有点儿可怕，好像到处都潜伏着危险。”
父亲的身份也影响了巴夫曼的拍摄风格。在“瑞典父亲“中，满是父亲和孩子之间亲昵的互动。“纵观历史，在绘画、摄影中出现的男性形象都是英雄式的，威武地从事着竞争性活动，你很少看到安静的男性形象，温柔地安抚另一个生命。”他说。
巴夫曼拍摄的这一项目，被收入了最新出版的《视觉009：接受彼此的那种亲密》中。
报名参加，请将姓名、电话、邮箱等联系方式私信给@Lens醒醒。
